受到了强大的危机。

    毕竟“防人之心不可无”的话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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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所不同者，在张汉卿看来，红军进入陕西乃是“赤匪”之“窜陕”，而在杨虎承看来，则是军事之“犯陕”。虽是一字之差，但意蕴深长，对张汉卿来说，红军是所谓“穷寇”“穷途”“穷徒”，是可以一击而垮，一击而溃者。

    “醉过知酒浓，挨打方知疼”，真正让张、杨及其率领的东北军、西北军领略共产党红军雄强战斗力并感受到锥心之痛的，恰在他们与红军真正交手之后。无论如何，入陕的红军是他们遇到的最难缠的“硬茬儿”。

    张汉卿和他的东北军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势力，九一八事变后，张汉卿及其东北军威名扫地，身怀国仇家恨而不能报，还被国人冷眼相对恶语相加，可想而知当时张汉卿和东北军的处境何其尴尬。东三省的丢失，作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自然也难逃其咎，在被逼下野的压力之下，蒋介石索性玩起了丢卒保车，张汉卿也索性黑锅背到底，十分配合地在蒋介石的安排下“出国考察”，躲过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归国后的张汉卿率领他的东北军继续忍辱负重，被蒋介石从华北调到华中，再从华中调到西北，其剑锋所指只有一个，就是“进剿”红军，只不过由于红军长征而屡屡扑空，未建寸功。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后，张汉卿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。从带兵人的角度分析，东北军盘马弯弓、以逸待劳，红军则万里长征、师疲马乏，中国古代兵法向以“劳师远征”为兵家大忌，以“以逸待劳”为取胜常道。况且红军连“劳师远征”尚不够格，简直就是“羸师远遁”，自己完全可以“张网以待”“守株待兔”。这些似乎都可以成为张汉卿足以轻视红军的理由。不料， 东北军与红军交战3 个月，经劳山、榆林桥、直罗镇战役，东北军丧失三个师，被击毙两个师长、五个团长，被俘两个团长和4000 余人，东北军原20余万兵力仅剩10余万兵力。作为一个统军将领，张汉卿深知带兵之难，带一支“弱兵”更难。然而正是这样一支被自己视为“弱兵”的对手在长途远征之际竟仍能保持如此强盛的战斗力，使自己这个“强者”一战而亏，再战而溃，张汉卿对红军这个对手的敬意开始潜滋暗长。

    张汉卿曾叹息说：战争的惨败，“使良心中倍增痛苦，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”。张汉卿认识到，随蒋剿共无出路，遂产生“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”的想法，即联共的思想，张汉卿的抗日爱国之心随之更进一步增强。